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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北朝书法简史

来源: 本站原创   浏览次数: 3225   发布日期: [2010-7-24]  

    自西晋灭亡之后,中国的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,拓跋氏统一北方,建立魏国,后来分裂而为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,这是所谓北朝。

  北魏开国之初相当长一段时间,对汉文化的接受并不太重视,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,才大力提倡汉文化和崇信佛教,自汉代传入我国的佛教渐趋兴盛,造塔和造像之风盛行。同时,碑刻作为墓葬的组成部分,得以重兴;墓志也开始大量出现。这些变化,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。

  晋室南迁至灭亡,从公元317年至420年,历104年,后为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所代。这是所谓南朝。南朝继承东晋的风气,上至帝王,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书法。但“南朝禁碑,至齐未驰”,因此碑版寥落稀少,书法作品传世的,多以尺牍、书札等墨迹为主。

  南北朝时代对峙分裂的局面,造成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地域、习俗等方面发展的不同,书法也不例外。南北书风的差异,表现在许多方面。

  其一,书家群体的不同。南朝书家多是上层贵族人士,而北朝书家则多为无名人物,这一点,通过唐朝窦臮《述书赋》中所集双方人物数量就可以看出:南朝共82人,北朝则只有1人(刘珉),虽然现在发现的书迹中又出现了一些重要人物如郑道昭等,在数量上还是南朝占优。当然,应当说明,窦氏所依据的主要是墨迹,而北朝书家在这一方面的活动相对不那么突出。

  其二,书迹形式的不同。南朝以尺牍为典型,北朝则以石刻为大宗。前者是东晋流风的延续,后者则遥接汉代传统。这两点,共同反映出南北双方对于书法的功能、意义、价值的认识是有区别的:前者重视其对主体精神的展现功能,后者则重视其现实的应用性和美化作用。这种区别,也可以从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的有关论述中看出来。

  第三,主要应用字体的差别。南朝继承东晋传统,行草是书写时的主要字体,而北朝则主要使用正在不断演变形质的隶楷错变的字体。

  这三方面综合起来,形成了南北书风的整体差异:一风流妍妙,一质朴厚重;一温婉妩媚,一豪健雄放;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当然,我们这样分析,并非将南北截然对峙起来。实际上,在北朝仍然有许多喜爱行草书法的人物,只是书迹至今没有发现罢了;在南朝,民间或边地的石刻的书写风格、与北朝的也存在相当多的相同点。这表明,一定的分野固然存在,但当外部条件类似时,这种分界可能就不那么清晰了。此外,需要指出的是,在南北朝的晚期,南北之间的书风差异随着社会的逐渐融合,也逐渐开始弥合,这一趋势至隋代演为主流,从而使书法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  一、南朝名家

  南朝书法的主体与东晋相似,以贵族阶层为核心,其书风也主要继承东晋流风,爱妍薄质,尤其推崇王献之书风,南梁时贬低献之、褒举锺繇,情况才发生变化。代表性书家有:

  羊欣(370~442),字敬元,泰山南城(今山东费县)人。官至中散大夫。幼学书,得舅氏王献之之法,兼善隶、行、草书,见重于当时,为献之之后书名最重的书家。时谚有云“买王得羊,不失所望”,相传献之书中风神较弱者,往往为羊欣所书。袁昂《古今书评》曰:“羊欣书如大家婢作夫人,虽处其位,而举止羞涩。”著有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。传世有《笔精帖》。

  王僧虔(426~485),琅琊临沂(今山东临沂)人。王羲之四代孙,王珣孙。宋时官至尚书令,入齐,转侍中。少时即善书,宋文帝以为胜献之。梁武帝尝评其书“如王、谢家子弟,纵复不端正,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”。齐高帝萧道成曾与僧虔赌书,问:“谁为第一?对曰:“臣书臣中第一,陛下书帝中第一。”存世《太子舍人王琰帖》,四行,32字。体势方扁厚朴,用笔沉稳工致,韵意苍劲老到,恭谨而端丽。著作有《论书》、《笔意赞》等。

  王僧虔之子王慈、王志,书名虽不高,但却有墨迹传世。王慈(451~491),字伯宝,琅琊人,官至冠军将军,东海太守。书迹有《尊体安和帖》、《汝比帖》、《柏酒帖》,皆存于唐摹《万岁通天帖》中。书风洒脱飘逸,较小王更为放纵,值得重视。王志字次道,累官散骑常侍,金紫光禄大夫。书作有《一日无申帖》,笔势险峻,结体严谨。

  萧子云(489~549),字景乔,南兰陵(今江苏常州)人。仕至国子祭酒,人称“萧祭酒”。工草、隶,又创小篆飞白,为世楷法,“润色锺门”(《述书赋》),善效钟王而微变字体。其书深为梁武帝所重,以为能与钟繇争先。

  智永(生卒年不详),俗姓王,名法极,王羲之七代孙。相传曾居永欣寺专意临书三十年,写真草千文八百余本。所退笔头,埋为“笔冢”。请书者如市,门限为穿,以铁叶裹之,号“铁门限”。其书精熟过人,兼善诸体,以楷书草书为最佳,是“二王”书法承上启下的人物,对于传播二王书风功不可没。明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评智永书:“笔力纵横,真草兼备,绰有祖风,为一时推重。”

  其真草《千字文》流传广远,对后世影响极大。今存真迹一本,藏于日本。笔法精严而不拘谨,结构端庄而不板滞,章法虽字字独立而气息统一,整体风格于平淡中蕴深意,典雅含蓄、自然生趣。苏轼曾评论他的书法说:“永禅师书,骨气深稳,体兼众妙,精能之至,反造疏淡,如观陶彭泽诗,初若散缓不收,反复不一,乃识其奇趣。”可谓独具只眼。

  这些书家,虽然开创性比东晋书家稍逊,但他们的存在和努力,深化了东晋以来的书法观念,使东晋书法成为一种传统。

  二、南朝碑刻

  南朝由于禁碑,碑刻数量不多,但也有一些墓志,如《吕超墓志》、《刘怀民墓志》、《刘岱墓志》等;有少量的碑刻,如《萧憺碑》、《爨龙颜碑》;摩崖则有《瘗鹤铭》等。

  《爨龙颜碑》立于刘宋大明二年(458),与东晋的《爨宝子碑》合称“二爨”。爨道庆撰文。因其碑比《爨宝子碑》大,故又称“大爨”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辑》中评谓“若轩辕古圣,端冕垂裳”。《爨龙颜碑》已经基本删汰了隶书的笔划形貌,但在点划的穿插布置上,仍留有许多隶书的意味,致使结构倾倒欹侧、长短错落,初看似极稚拙,而细细品味,却又含有高古浑朴的妙趣。

  《瘗鹤铭》,南梁天监十三年(公元514年)刻于丹徒焦山西麓摩崖上。今残存八十八字。世传为陶弘景书。其字姿态雍容安雅,如闲云野鹤,有飘然远举之致。宋黄山谷誉为“大字之祖”,清刘熙载认为“其举止历落,气体宏逸,令人味之不尽”。王澍云:“其书法虽已剥蚀,然萧疏淡远,固是神仙之迹。……大字如小字,唯《瘗鹤铭》之如意指挥,斯足当之。”

  《刘怀民墓志》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(464)立石,全称《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铭》,山东益都出土。铭文十六行,每行十四字。《刘怀民墓志》书风古朴厚重,结体疏朗自然。其字体是隶书到楷书的过渡。

  《萧憺碑》,南梁普通三年(522)立石,全称《始兴忠武王萧憺碑》。徐勉撰文,贝义渊书。康有为评其字如“长枪大戟”。书风卓伟雄强,体势宽博,与唐初《等慈寺碑》有相似处,可见南朝楷书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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